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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活动预告-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十二季（上海专场）独特的文明交融景观——重新发现“丝绸之路”（二讲）
主讲人：葛承雍 张国刚
【时间】8月17日（周六）14:30-17:00【地点】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福州路465号）七层*开放式活动，欢迎参加
第一讲 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二讲 张国刚：无问西东——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张力
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演进，完全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文明是不多见的，文明的发展必须仰赖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融会创新。被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正是一个联系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等文明体的重要媒介。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路，更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是一个多文明、多层面交流互动的网络。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物质交换带来的影响是现实的、暂时的；而族群凝聚、人口迁徙所蕴含的文化传播与融汇却是持久的、深刻的。近年来，得益于众多史学家对丝绸之路倾注的热情与精力，在大历史的观照下，重新审视历史的断面，使得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得以不断更新，日益清晰。
【嘉宾简介】
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学双学位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特聘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张国刚，历史学博士。1987年初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作为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研究员和特里尔大学教授，在欧洲工作多年。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等。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中西文化关系史》的主讲导师。著有《唐代家庭与社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
汉晋 新疆民丰尼雅出土
世人皆知《西游记》，殊不知一带一路上的“西游”故事，远不止唐三藏一人。张骞最早奉命“西游”，人称“凿空”。此后，西游故事不绝如缕。西行的目的，于官方，都是为了政治外交；于民间，则多为取经礼佛。至于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长途跋涉的足印，则湮没在茫茫沙漠和浩瀚的大海之中。东汉最著名的政治外交使团，是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汉书》作者班固之弟）派遣属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初至前1世纪末叶，汉武帝经略南海的史实。西汉官方使团，自海路经日南障塞（时属西汉，今越南岘港）、徐闻（今广东湛江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北海合浦县）出海，沿着中南半岛，经今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过马六甲海峡，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市）、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然后返航而回。西汉时期，张骞那次打通西域的旅行，是丝绸之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开启中西交流新时代的历史性标志，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西汉初年因为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大月氏国，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而西遁。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汉朝想与之结为盟友，携手夹击共同的敌人——匈奴。时任郎官的张骞，响应了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但张骞不失汉节，等待时机准备逃脱。11年之后，乘匈奴防备疏松，张骞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即今天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大宛王素闻汉朝富庶，无由得通，见到汉使张骞大喜，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即锡尔河中游地区），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带着胡妻回到长安。时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前121和前119年分别进行的三次战争。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为匈奴控制，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实现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建立抗击匈奴的联盟。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张骞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乌孙方面无意与汉朝结盟抗击匈奴。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除了使节往还的热络，还有一队队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今伊拉克境内两河之间）等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为人彊（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意思是说张骞意志坚强，勇猛果敢，宽厚诚信，受到西域人喜爱。他的随行使者有位神射手，穷急之时射禽兽充食，历尽千辛万苦！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出于抗击匈奴的军事外交目的，最终却打开了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汉武帝时代，为了巩固同西域的联系，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史称“河西四郡”。从此，玉门关和阳关成为出入西域的门户。为了保护西域通道，武帝将长城的西界延长到玉门，进而在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后又西延到盐泽（罗布泊）。李广利于公元前102年（武帝太初三年）远征大宛，兵力财力都耗费巨大，名义上是为了取得大宛的汗血马，实际上是进一步巩固张骞通西域后的中西关系。据历史记载说，西域诸国受到震慑，纷纷遣使来贡。于是，西汉在敦煌到盐泽地方设置亭障（边防据点），在新疆轮台等地大量屯田，以保障往来使节客商的安全与供给。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任命在西域屯田守卫的将军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屯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统管西域诸国。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的职级，是汉朝主管西域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它的设置表明，汉朝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王莽时期及东汉初年，由于匈奴势力的复起，内地与西域关系断绝。班超——著名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胞弟，公元73年随窦固出塞抗击匈奴，继而受命经营西域，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来巩固汉在西域建立的政治秩序。91年，他被重新任命为西域都护。于是，西域50余国又都臣服于汉。公元97年（是出发年还是返程年不详），他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把汉与西域的直接交通更往前推进一步。大秦，也就是《史记》中的黎轩（公元前30年之前的黎轩指埃及托勒密王朝），此时即罗马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则指建都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汉朝人从传闻中知道大秦是西域的大国：“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知道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凡是外国珍奇异物“皆出焉”。知道大秦国“其人质直，市无二价”，从海道与安息（伊朗）、天竺（印度）通商，“利有十倍”（《后汉书·西域传》）。汉朝人还了解到富裕的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却被横在中间的安息人“遮隔”而不能直接与汉交通。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直接探寻远西的文明大国，这将有利于打破安息的居中贸易垄断地位。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只能从《后汉书·西域传》以及袁宏《后汉纪》做一点推测。大概是从当时西域都护驻地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南）出发，沿西域北道西行，经新疆的喀什、莎车，越过帕米尔高原。再往西经过阿富汗到伊朗境内，然后经过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的“斯宾”。再前行，便到了条支：“抵条支，临大海”。条支何在？大海何指？后来的研究者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条支即今叙利亚，大海就是其西界的地中海。正当甘英打算渡海西行之时，安息西界的船人却极力拦阻，理由有两条：一、海阔水大，遇到好风至少要三个月才能渡过，若风向不顺，则要航行两年，所以非备下三年的口粮不能渡海。二、海水有魔法，能够让人思恋故乡，以至不堪忍受，“数有死亡者”。有研究者说，安息人传说的是关于希腊海妖神话中，海妖塞壬的歌声会使航海者死亡的故事。甘英听到的是不是关于海妖的传说（也许从希腊神话辗转到安息人这里故事会有变异）？即使是海妖传说，甘英是否就因此而打退堂鼓？现在无从考证。但实际情况是，甘英望望前路上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确实打消了渡海西行的念头。后来的研究者都替甘英惋惜，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德裔美国学者夏德骂他是胆小鬼，被安息人的一派胡言吓住了。也有人指出，安息人精明，想方设法不让汉人访大秦，以便从中获居间贸易之利。我想，甘英此行恐怕政治军事目的大于经贸需求，也许他发现，遥远的大秦很难被拉来作为军事盟友，因此他借安息人恐吓他的那些故事，顺水推舟选择返航。但是，甘英从安息人那里打听到的事情，远远超过所谓希腊神话的内容。《后汉书·西域传》说，甘英获得的资讯，“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虽然远在距离“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甘英虽然没有踏上罗马帝国的本土，但是他仍然创下了历史上出使最远的纪录，此前的汉使最远不过安息，“莫有至条支者”。甘英了解的远到罗马帝国的新消息，“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甘英的出使，大大推进了汉人对远西地区的知识。甘英的往返大约经历了两年。他的返程走的是“罽宾、乌弋山离道”。罽宾在今克什米尔一带，汉武帝时就有使者到这里，在《汉书》中也是户多兵众的“大国”。乌弋山离又在罽宾之东部，约今阿富汗西南部的赫拉特一带。甘英从乌弋山离到罽宾，再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西域南道回国。甘英出使的失败也说明，汉代陆路上与大秦的交往困难重重，所以海上交通便成为大秦商人的最佳选择。这就是从红海到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后汉书·西域传》提到印度时，就讲“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提到缅甸献的魔术师（幻人）自称是大秦人，推断缅甸“西南通大秦”。《后汉书》还记载，公元166年，有人自称是大秦王安敦（一般认为即罗马皇帝安敦尼，161—180年在位）派的使节来华，使团自日南（今越南中部）进境，所献为象牙、犀牛、玳瑁。由于罗马方面的文献并无出使汉朝的记录，而所献之物又是东南亚地区的物品，并非汉朝人所知的大秦珍异财产，当时汉朝人已经感到蹊跷，现在一般学者也认为此使者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冒的。他们显然是从海道而来。甘英之后，汉唐时期的中原政权，再也没有派遣过这种比较有规模，而且留下具体记载的西域外交使团了。两汉之际，佛法初流东土。魏晋北朝时期有两次带有官方性质的行动，都与佛教有关。十六国时期，前秦大将、氐族人吕光，在淝水之战（383年）前夕，率领大军越流沙三百余里，远征西域。这虽然是苻坚统一全中国的雄心的一部分，可是《高僧传》等书却说成是为了抢夺西域高僧。面对吕光的强大兵团，焉耆等诸国皆降，惟龟兹王帛纯拒之，婴城固守。次年，吕光攻破城池，苻坚任命吕光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只是因为道路不通，前秦并没有实施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吕光在凉州（甘肃武威）建立了后凉政权。*作为战利品，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被掠到了凉州，吕光死后，鸠摩罗什被后秦主姚兴请到了长安，弘扬佛法，为翻译佛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魏时期除了太武帝拓跋焘外，历代皇帝都很崇佛。6世纪中叶，北魏胡太后派出宋云使团，曾至北印度，求得佛法而归。这是两次与佛法东流有关的官方行为，魏晋之后的西巡求法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的个人行为。最早的西行僧人就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魏甘露五年（260），他自雍州（治今西安）出发，西涉流沙，到达南疆的于阗（今新疆和田），获得“正品梵书胡本经典”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并遣弟子十余人，护送佛经胡本还洛阳。可惜这位历史上首次留下姓名的西行僧人事迹有限，西行仅到达于阗，且以八十高龄终老于彼，因为身体衰迈，没有返回内地。此后的求法僧中，法显（334—420）、玄奘（602—664）、义净（635—713）是三位功业卓著的大师。正如唐代著名西巡求法高僧义净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法显）则创辟荒途，奘法师（玄奘）乃中开王路。”法显不仅是西行求法的创辟者，而且从陆上丝路“西越紫塞”而往，从海上丝路“南渡沧溟”而归的求法僧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法显。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自幼童时代就在山西襄垣仙堂寺为沙弥，父母双亡后，20岁剃度为比丘。三十多岁的时候，法显来到当时的北方佛学中心、后秦统治下的都城长安。在这里，法显的佛学造诣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他有感于当时佛经不甚完备，戒律多有谬误及残缺，立志要西行佛国天竺求经。法显西巡求法的动机是要寻访佛教戒律，其背景则是中原内地佛教的发展和僧众的扩大。道安和慧远都曾为了完善戒律做出很大贡献，但是，远远不足以解决僧团生活的建设问题，教俗世界对于佛教戒律都有巨大需求。对此，《法显传》写得很清楚，“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后秦姚兴年号）岁在己亥（399），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经陕西陇县至张掖，遇到智严等几位同道同行。400年秋到达敦煌，作短暂停留和准备之后，经过17个昼夜，越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长达一千五百里的流沙之路。然后到达鄯善（今属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行至塔里木盆地的乌夷国（焉耆），进入于阗（新疆和田），时在401年。新疆这个时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佛事甚盛。因此在焉耆和和田，法显都有两三个月的逗留，观摩当地的佛事活动，然后西行入葱岭，南下渡过印度河，次年（402年）到达北印度乌苌国（今巴基斯坦西北边陲）。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通道。法显在《佛国记》中自叹“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他是第一个越过葱岭，走通今日所谓中巴公路的中国人。法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佛教修学之旅。他不仅参观佛迹，还学习梵语，抄写律经。409年渡海来到斯里兰卡，继续搜求佛典，两年后，从斯里兰卡乘坐商船东归，横跨印度洋，航向苏门答腊（耶婆提国），途中遭遇大风，风急浪高，船漏进水，在海上漂泊了100多天，几乎葬身鱼腹。法显在苏门答腊休整了四个多月，又搭乘另外一条商船，准备前往广州，不料南海上的航行也不顺利，遭遇暴风雨，迷失了航向，在海上历尽千辛万苦，航行八十多天，于412年8月22日，在山东崂山登陆。次年法显来到东晋首都建康，潜心翻译所携带来的佛经，并留下了《佛国记》（又称《法显传》）的伟大著作，完整记载了他的这次伟大旅行。420年（一说423年）在荆州圆寂。在名垂青史的众多西巡求法高僧中，法显创造了许多第一。他首途时61岁，是年龄最高的，享年80多岁也是最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打通海陆丝路、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法显同侪的9人中，只有法显与道整到达了印度，其余各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夙愿。道整出国前就不想再回东土，他发誓说：“自今已去至得佛，原不生边地。”故滞留印度未归。只有法显学成归国，回到故土弘扬佛法，“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有人这样说，佛家的戒律有五部，流传中土的有四部，其中三部是法显取经携带回国的。法显翻译的《大般泥洹经》等经典，在推动毗昙学的展开，般若学、涅槃学以及中国佛性论的建立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要特别提出《佛国记》的伟大意义。《佛国记》保留了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宝贵记录。比如，法显从斯里兰卡搭乘的商船，有200多位乘客。又如，法显在苏门答腊岛逗留期间，为了等候汉地的商船。大约四五个月后，法显终于遇见了返回汉地的商船，决定随船出发。这有助于我们了解5世纪初叶，南海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商旅航行情况及其频度。法显在数段航行中，所遇到的漏水、补船、缺淡水等情况，船员的众多与复杂矛盾，对于了解海路通商实况，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法显记载说，他乘坐商船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出发，在海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一心祈念观世音及返归汉地传法的使命：“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于是，在13天昼夜大风之后，竟然有一个小岛出现在眼前，终于化险为夷。“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法显在危难之际祈求观音，正是《普门品》中所述的念观世音经的法力之一。东晋南朝时期，“观世音（又作光世音）灵验记”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此后观音信仰更是迅速传播，观音菩萨也成为中国民间佛教影响最大的神灵之一。所有这些，《佛国记》是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佛国记》就是关于环南海和印度洋东西方精神与物质文化交流的“西游记”。汤用彤赞誉说，法显是“广游西土，留学天竺”之开创者。作为开创西游天竺之路的僧人，法显创造了哪些奇迹呢？唐代高僧义净，也是一位伟大的西行者，曾经如此比较法显与玄奘：“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及中开王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意谓法显“创辟荒途”，筚路蓝缕，是西行求法的伟大开创者；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发扬光大者。玄奘于627年去印度取经时，年仅26岁，在法显之后200多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自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玄奘发愿西行其实是受到法显事迹的鼓舞，是继承了法显的精神、效法法显的榜样而西行的。义净是局中人，在他看来，玄奘“中开王路”，事业广大，轰轰烈烈，是将西行弘法第一人——法显的事业发扬光大之举。
法显和玄奘先后到过这里，并在《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大佛作了生动的描述
今天，玄奘西游的故事经过小说家演绎之后，市井传诵，妇孺皆知。而法显的西行壮举，开创之功，则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其实，法显是第一个走通中巴、中印陆上交通的中国人，今日的“一带一路”规划，让中巴人民憧憬着建设一条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的铁路，法显则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同时法显还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留下具体姓名的印度洋、南海、东海航道的开创者。他记载了从印度洋，跨过南海地区，航行到中国东海这条航线的具体航程和航向。由于法显的航行和记录，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径，变得清晰可见。法显回国途中，两次所乘商船都有承载200人以上的规模，其中商人居多，船上储存了所有人员生存50—70天的淡水和粮食。这些广州到南亚的航班，显然大体上是定期的航程。所有这些记录，都生动地反映了南海丝路上东西商贸的发达。法显在佛法弘扬上也是功名卓著。玄奘的求法译经事业家喻户晓，世人称道。与玄奘娴于政治、走“高层道路”的辉煌经历相比，法显的西行，处处体现出冰清玉洁的清辉。家世上，玄奘俗姓陈，河南偃师人，据说是东汉末年名士陈寔之后，父祖也都是仕宦中人，可谓“出身名门”。法显俗姓龚，山西长治人，家境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三岁就出家为沙弥，在寺庙苦修。没有玄奘那般优渥的环境，法显对佛学的虔诚却同样十分执着，只因“慨律藏残缺”，而发下宏大誓愿“至天竺寻求戒律”并独力践行！法显拓展了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的道路，他用行动向后人证明，从中原可以越过西域流沙，直接到印度求取佛经。经历上，年轻的玄奘到了高昌国（治今新疆吐鲁番市）后，受到国王高度礼遇，临行时，更是为他备足盘缠，有马匹丁夫随从护送，其西行途中物质条件的优越，实在比《西游记》的描述要好许多。而年过花甲的法显西行求法之途，却秉持着十足的苦行僧精神。与他同行的、途中相遇的同修，不下十人，有的中途死去，有的半路遇险，打了退堂鼓，有的滞留印度不归。只有法显，前后历时15年之久，云游天竺各邦求法抄经，最终携梵本佛经，搭乘印度洋的商船，几经磨难，从南海、东海，返回汉地。事实上，玄奘贞观十五年（641）从印度回国时，本来也可走这条海路，因为到了唐朝，这条海上丝路已经是贸易发达、航线固定、相对安全方便的路线了，只是为了践行多年前对新疆高昌国王重访的承诺，因而放弃了海路。归国后，二人的机遇也十分不同。玄奘返唐正值贞观清明之世，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为其提供优越的译经条件，成就弘扬佛法的伟大事业。法显归国，正当东晋南朝战乱频仍之时，地方官的接待十分有限，他仅仅靠个人之力、信众支持，苦心孤诣地完成了几部重要戒律的翻译工作。法显一生没有获得什么政治荣耀的光环，只有对信仰的默默坚守，对事业的顽强坚持。与玄奘西行经历中广结众缘、交好贵族并获得丰厚支持的做法相比，法显的成就殊为不易。玄奘西行壮举，无论在佛教史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盏明灯，他的事迹和精神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满敬意地缅怀像法显这样，不事张扬、埋头苦干的先驱性伟大人物，给予他更高的礼赞、更多的关注！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
张国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
ISBN: 9787108064035 定价: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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